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编写的《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党史上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是一部学习党的历史的生动教材。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间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开始于什么时间？通常都会说是1921年7月23日，这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日子。但是，中共一大在权威的党史著作中被表述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前已经成立了，“否则各地无法推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这从常理判断也是对的，即先有了党，才能产生出代表去召开代表大会，只是这个已经成立的党在中共历史话语体系里被称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这个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同上，第28页），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王乐平在济南组织”（《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他们还在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创刊了《共产党》月刊。李大钊应约在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底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7—28页）。毛泽东1921年1月写给蔡和森的信表明他了解并赞同上海方面建党的动向，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后至中共一大召开，李汉俊“在上海代理共产党书记”，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发动尽力独多”（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载《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李达也说，“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是“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参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8页）。经过这样一番发动之后，各地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有了五十多名党员，这才能选出代表参加党的一大。

党史里面左和右的含义是什么？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一书，设专题讲解了“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在革命术语中，左和右都是有特定含义的。左表示正确的，右表示错误的，但左得过了头也是不对的，通常用加了引号的“左”来表示过左、极左的错误行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第一次是1927年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期；第二次是1930年6月后，宣传部长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第三次就是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实际操纵中央领导权时期。对于这三次“左”倾错误的标准说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说法是有区别的，依次是：“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根据错误的严重程度，第一次错误前不加瞿秋白的名字，前两次错误不再称“主义”。与此相类，关于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问题，完整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强调的是“领导机关”犯了错，而不只是陈独秀个人。党史权威版本中的标准表述，体现了我们党正视历史的客观态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从中央苏区长征的是哪支红军？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从雩都河以北地区出发，开始长征。这里应该明确的是，红军这时的番号是“中央红军”，而不是“红一方面军”，虽然这是同一支部队，但番号变换了好几次。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1931年11月，改称中央红军；1932年6月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934年1月，再次改称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8月再次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为贯彻北上方针，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下辖的第一一五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第一二〇师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八路军”原是粤军番号，1936年7月“两广兵变”失败后被撤销建制；以上三个师的番号，则是东北军缩编时被取消的番号。这些国民党军弃用的旧番号，一旦注入了红军的热血，顿时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光辉名字。

平型关战斗打了几股敌人？

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振奋了全国人心。但这个仗八路军一一五师到底打了几股敌人，是需要搞清楚的。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24日，林彪奉命率一一五师主力兼程赶赴平型关北侧，准备夹击关前进攻的日军。这时突然发现，头一天运兵至关前的日军两个汽车中队开始返回灵丘县城，进入关前沟口；而几乎与此同时，从灵丘县城南来运送补给的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的辎重大队，也由相反方向从另一头进入关前山沟。八路军据此临时改变部署，在平型关前长约13公里的山沟里设伏击敌。25日上午9:30左右，战斗同时在两个地方打响，一处是东北段的蔡家峪，辎重大队在这里被伏；另一处是伏击线南段的小寨村，汽车队在这里被伏。两处实际相距不足2.5公里。汽车队11：00前后被歼，辎重大队坚持到下午3：30左右被歼。正在进攻平型关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得知两个汽车中队遭到伏击，立即派出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的约三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在小寨村以南4公里的老爷庙一带遭到了八路军的顽强阻击。我军无比英勇，使这股日军主力部队一度发生动摇，但最终形成对峙。由于平型关正面的国民党守军没有按计划大举出动，一一五师于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战斗。

由此可见，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一共打了三股日军，一是汽车队，二是辎重大队，三是第二十一联队的主力援军。所以，不能武断地说此役八路军只打了日军的后勤部队。

皖南事变时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是怎样的？

皖南事变一般人是知道的，甚至可以背出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但皖南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恐怕清楚的人并不多。

国民党当局为了限制中共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在1940年12月底以前开到长江以北。新四军北渡，通常只有两条路线，一条为北线，一条为东线。北线是直接由安徽泾县向北，渡过长江去皖东；东线是由泾县往东，经苏南辗转渡江去苏北。北线有两大困难，一是沿江为日军控制，江面时有日军舰艇巡逻；二是江北为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控制，正准备“清剿”当地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东线相对好走，因为是途经苏南新四军活动区域，而且渡江后就进入了新四军苏北黄桥根据地。新四军当然希望走东线，但是东线的必经之路上，横亘着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一〇八师。因为前不久的曹甸战役，这两个师已受命关闭了东线通道。新四军只能走北线了，但又担心李品仙部突袭我军，举棋不定。最终，综合判断各方面的利弊，新四军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那就是南线。所谓南线，就是由泾县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经茂林绕道三溪，转天目山脚下，即绕过挡在通往苏南路上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一〇八师驻地，目的还是要经苏南实现北渡。

1941年1月4日夜，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由泾县云岭秘密出动，分三路南下茂林。但向南走等于是向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防地深入，而且与北渡命令在方向上是相反的。此时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已得到密令，分路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随时“准备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面对国内外敌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什么呢？本书认为“根本因素还是民心的向背”（《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页）。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规定，重新颁布”，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页）。这一闻名遐迩的铁的纪律，一直是我党我军取得民心、战胜敌人的法宝。

早在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次年1月又宣布了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同上，第231页）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上述军纪的执行情况。4月3日，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同上，第235页）其中仅“还门板”改为“上门板”一字之改，就能看到我党我军对群众利益的关注。

根据《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年7月—1930年4月）》的记载，“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已经具体规定到细节，比如将“一点东西”规定到“一根草也是一点”，比如“损坏东西要赔”规定到损坏了“任何不值钱的东西”也要赔的程度。（同上，第301页）“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始终如一。

仔细阅读《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一书，能够在了解百年党史的同时，真正懂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